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姐姐走快十年了。总觉得她没有走，她比我大四岁，走时才五十出头。

这十年，经常梦见她，各种场合，做饭，走路，或者无厘头地带着我飞跑，当然更多的是微笑着站在路边，看我下车，走进她家——她家住在县城，自从到上海的高速公路通车后，我也就回老家多了。所谓回老家，其实大多数时间并没有回到山里去，那里早就人去房空、门朽木烂了。姐姐就是老家。

我是在姐姐的背上长大。姐姐甚过母亲。她本用不着担当这样的使命的。只是，妈妈没空带我，后来又卧病，直至去世。于是，妈妈用蓝色的土布带子，把我绑在姐姐背上。对我来说，所谓襁褓，就是姐姐的背。开始时她只有四周岁。四岁的小女孩，现在能干什么啊？有一次，妈妈在地里剥麻。我哭着要找妈妈。姐姐自己动手，把我绑在背上，翻岗越岭，上上下下的，去找妈妈。我一路哭哭啼啼，远远地看到妈妈，一使力气，从姐姐背上翻出来了。用从来没有念过书的姐姐的话说，我就像箭一样射出来，跌进山涧。山涧里乱石嶙峋，幸好掉进了一个小瀑布下的水潭。妈妈从地里奔过来，把我捞起——已经喝饱水，没气了。我是怎么又活过来的，姐姐语焉不详。她一直自责，觉得自己没有绑紧。我却一直在想，一个四五岁的孩子，如何这么命苦，要肩负这么大的责任呢？

因为要带我，姐姐没进过校门。爸爸原本承诺，让她和我一起念书。后来妈妈走了。八岁的姐姐，必须负起全部的家务。总记得她站在锅台边的竹椅上，做饭烧水的样子。砍柴火，养猪，养鸡，种地，姐姐从小就是好手。还要出工，她十几岁就可以挣一个劳力的工分——那时候的工分要大家每天评定的。爸爸、哥哥当然更没有好日子，在贫困山区，怎么样披星戴月，也够不上温饱。几个月吃不饱是年年必然发生的事情。直到后来分田到户，农村才解决了温饱问题。那已是后话。

文革结束前后，原本高压的农村管制得松了一些。父亲和哥哥农闲要外出打工，老家叫作“搞副业”。十天半个月回来一次，留下了我和姐姐。白天倒也罢了，最怕的晚上。房子是祖上留下的老宅子，有近百年历史，几代人生生死死在里面。黑漆漆的，窗户又少又小，显得很寂寥，甚至恐怖。姐弟俩每天傍晚把门拴好，再用杠子顶上，然后端着煤油灯，互相壮着胆，从床底照到阁楼，才敢放心吃饭睡觉。晚上免不了有耗子、猫或者黄鼠狼，弄得窸窸窣窣的，姐弟俩吓得蒙在被窝里大气不敢出。逢到雷雨天，就更加胆战心惊。我不知道，父兄每次回来，看见两个小孩子还活蹦乱跳的，是不是总有一份惊喜？

姐姐走得很突然，很莫名。哥哥总说是她小时候太吃苦，底子欠太多的缘故。那一天，面对安静地躺在那里的姐姐，我真想质询她，不是国庆节还说要到上海安度晚年吗？晚年还早着呢。已经无法质询了。每每在梦境里相遇，她只是微笑，不说话。记得书上说，灵魂是先验性的，生死不灭；语言却是后天的。我和姐姐，或许真的阴阳两隔，只能感应却不能对话了。

“悲歌可以当泣，远望可以当归”。姐姐，愿你在那个世界没有劳累，没有贫穷，没有痛苦……（韩可胜）